[66] 正是基于这个理由，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赋予这门学问以论题学的名称。

⑦将进一步的评述编列起来，这将形成一般的规则，即，所谓箴规（brocardica），规则，通用论题（loci communes），公理（axiomata）。Cf. Martin Loughlin? Supra note 45，at 53—54.有关霍特曼（奥特芒）的生平，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l），见前注[70]，页380。

[8]在中世纪，争论问题（quaestiones disputatae）是大学法学上讨论的问题类型之一，它与法条问题（quaestio legitima）的提问与论辩方式是不同的：后者是在课堂内进行的，由教师向学生提问以测试学生对于《国法大全》中的法律问题的理解，而前者的论辩是在课堂外进行的，通常安排在星期五、星期六或星期日，故又被称为安息日问题（quaestiones sabbatine）或主日问题（quaestiones dominicales）。[139]当然，13世纪中期之前的法书都不是评注法学派的法学家撰写的（比如，艾克·冯·雷普高[Eike von Repgow]乃12世纪末、13世纪初期的人，他在世时，评注法学派尚没有形成。直到1314年（时年约44岁），皮斯托亚的奇诺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在锡耶纳（Siena）、佛罗伦萨（Flor- ence）、佩鲁贾（Perugia）和那不勒斯（Naples）等地大学讲授法律，曾著有《优士丁尼法典评注》（Lectura in codicem，即博士论文，写作于1312—1314年）以及大约200首温情的新体诗歌（lyric poems，一译温柔的新体诗歌或抒情诗）。英国哲学家和论辩家威廉·奥卡姆（William Ockham，也写作William of Occam，汉译奥康的威廉，约1285/1290—约1349）激烈地抨击亚里士多德有关唯有通过演绎推理获得的知识才会赋予毫无争议的科学确定性之观念，反对实在论，针对正统经院哲学家所主张的无数实体形式、本质、隐秘的质等概念，提出了著名的思维经济原则，即后世所称的奥卡姆剃刀（Ockham，razor）：如无必要，勿增实体（Entia non multiplicanda praeter necessitatem）。[169]See Francois Hotman， Anti 一Tribonian ou discours dun grand et ren?mme jurisconsulte de nostre temps sur lestude des loix，Perrier，Paris，1567，1603 ed.。

②绝对谓词圆盘（Circulus Praedicatorum absolutorum）：善，绵延，能力，形式，位置，运动，力，本原，量。承接评注法学派之新传统并发扬光大的是皮斯托亚的奇诺在佩鲁贾大学的学生，14世纪著名法学家巴尔多鲁（Bartolus de Saxoferratis，英语写作 Bartolus of Sassoferrato，1313/14—1357）。[179]Meno Scattola， Scientia luris and lus Naturae: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Damiano Canale， Paolo Grossi and Hasso Hofmann（ed.），A 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Law in the Civil Law World， 1600~1900，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 V.，Dordrecht， 2009，p. 7. [180]参见前注[47]，Jan Schroder书，第82~84页。

[10]参见前注[1]，陈小川等编著书，第41页。[61]参见前注[56]，Norbert Horn书，第270页。[62]参见前注[25]，Steven W. Rowan书，第13页。它表现为人文主义法学家们的民族主义情感的生成和上升。

[106]参见前注[6]，Franz Wicacker书，第141、142页（中文译文，见前注[6]，[德]弗朗茨·维亚克尔书，第119页）。[141]1520年，瑞士巴塞尔大学法学教授克劳迪乌斯·坎迪温库拉（Claudius Cantiuncula，也写作Claude Chansonette，约1490~1549）受鲁道夫·阿格里科拉影响，首次明确以《法律论题学》（Topica legalia）为书名出版其方法论（论证理论）著作，他在这本书中讨论了26个论题，并将某些论题细分为下位论题（Untertopoi），附有法律的例子。

[142]在克劳迪乌斯·坎迪温库拉之后，德国法学家和神学家、曾任莱比锡大学校长（1523年）的克里斯托弗·黑根多夫（Christoph Hegendorf，也写作Hegendorphinus， 1500~1540）根据西塞罗一阿格里科拉的辩证法，于1531年出版5卷本的《法律辩证法》（第1卷讨论谓词，第2卷有关判断理论，第3卷有关推理学说，第4卷研究论题学，第5卷讨论谬误推理），试图在相关的论证中将真理与谬误加以区分，对谬误推理和谬误结论予以驳斥。[138] 拉米斯学说形成之前（即16世纪中叶之前），鲁道夫·阿格里科拉所接引的亚里士多德一西塞罗一脉的论题学就在法学界产生反响，先后出现了丰富的法律论题学文献（juristische Topik-Literatur）。鉴此，他采取开放式评注（offene Rezension）的方法，根据流传下来的文献残篇，逐字逐句对手抄本进行勘校，通过这种方式复原了罗马古典时期的法学家们（帕比尼安、保罗、乌尔比安、尤里安以及莫德斯汀等人）的部分原作。[45]参见前注[18]，R. C. van Caenegem书，第55页。

（中译见前注[34]，[德]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书，第18~21页）。[177]比较而言，维腾堡的康拉德·拉古斯于1543年撰写的《论两法传统的方法》（Methodicajuris utriusque traditio， 1543）可能更为完整和重要一些，他在这本书中将法的素材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哲学部分，其包括法的根据或法的一般学说与分类的讨论（法律渊源、法律解释等）。[182]前注[12]，Peter Raisch书，第50页。[136]前注[12]，Peter Raisch书，第53、 61页。

参见前注[1]，吴泽义等编著书，第12~14页。[15]不仅如此，在其所著的《论优雅的拉丁语》（De Elegantiis Latinae Linguae， 1471年殁后出版）一文中，洛伦佐·瓦拉称赞罗马古典时期的法学家，同时谴责优士丁尼《国法大全》的编订者特里波尼安[Tribonian，希腊文Τριβωνιανοζ（trivonia' nos），约500至约547]以及中世纪[包括阿库修斯（Franciscus Senior Accursius，1181/85~1259/63）和巴尔多鲁等人在内的]所有法学家拉丁文糟糕[巴尔多鲁、阿库修斯，他们讲的不是拉丁语，而是蛮语（Bartolus， Accursius， qui non romana lingua loquantur， sed Barbara）[16]]。

[57]阿尔恰托的法学著作颇丰，主要有《〈优士丁尼法典〉后三卷注解》（Annotationes in tres posteriors Codicis lustiniani libros ， 1515，该书写作于求学阶段，系其成名作）、《民法之悖论》（Paradoxa iuris civilis， 1518）、《勘校集》（Dispunctiones， 1518）、《疏漏集》（Praetemissa， 1518）等。[52]评注法学派的进路使人文主义者把《国法大全》看作其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一种历史现象，它是人类的成就，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gift fallen from heaven）。

[28]不过，真正完成佛罗伦萨手抄本校勘工作的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学者、科西莫·美第奇公爵（Duke Cosimo I de' Medici）的秘书勒里奥·托雷利（Lelio Torelli，拉丁文写作Laelius Taurellius， 1489~1576）。三是既希望保守中世纪学问或意大利方式的优点，又倾向遵循人文主义学派或高卢（法国）方式的宽泛路线、吸收古代文献的人文与修辞品质，这一派可以看作是融合派或介乎意大利方式和高卢（法国）方式之间的第三学派（a third school）。[4]参见[英]梅特兰等：《欧陆法律史概览：事件、渊源、人物及运动》，屈文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34]同上，Hans Erich Troje文，第672~675、 786页。[76] 荷兰优雅学派虽部分地承继了法国人文主义法学的传统，但这一派的法学家并不像法国人文主义法学家那样仅仅满足于罗马法学的文献整理、勘校和知识考古，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很强调实践法学或《学说汇纂》之现代应用，其在知识和方法上可能还受到16世纪西班牙后经院哲学[第二波经院哲学（Secunda Scholastica）]和17世纪中叶的西班牙（萨拉曼卡）法律人文主义学派（Spanish legal humanists）的影响。[99]在这个意义上，人文主义法学家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历史学的和文体学的法学家。

前注[28]，Hans Erich Troje文，第732页。[137]16~18世纪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浪潮主要是针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对真正的亚里士多德思想和理论本身并没有很大的触动。

[16]前注[12]，Peter Raisch书，第42页。注释： [1]有关文艺复兴的历史分期，主要参见吴泽义等编著：《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前注[17]，Peter Stein书，第85页。[6]参见前注[4]，[英]梅特兰等书，第115页。

[92]参见前注[46]，Manlio Bellomo书，第215页。[64]同上，Gerd Kleinheyer， Jan Schroder书，第457页（中译见同上，（德]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书，第465页），个别译文根据德文本予以校改。这些学者分别是： 1.鲁道夫·阿格里科拉（Rudolf Agricola，也写作Rudolphus Agricola， 1443/1444~1485），荷兰人文主义哲学家、画家、音乐家和医生，[122]以应用柔和的拉丁文（supple latin）和阿尔卑斯山北地区最早通晓希腊文之学而闻名，被誉为欧洲北部人文主义之父（the father ofnorthern European humanism），伊拉斯谟称赞其系第一个从意大利引进优良文学气息的人。前注[12] ， Peter Raisch书，第50页。

[127]参见Friedrich Paulsen， Geschichte des gelehrten Unterrichts auf den deutschen Schulen und Universita ten vo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his zur Gegenwart: Mit besonderer Riicksicht auf den klassischen Unterricht， hrsg. von Rudolf Lehmann， I. Bd.，3. Aufl.，Veit， Leipzig， 1919， S.231.另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756~757页。有意思的是，在安东尼奥·阿古斯丁研究佛罗伦萨手抄本之时，勒里奥·托雷利并没有得到美第奇家族允许直接研究手抄本，但他坚持慢工出细活的原则[拉丁文Festina lente，希腊文σπευδε βραδεωζ（speude bradeos）]，从1543年开始，花了10年时间，在安东尼奥·阿古斯丁校勘的基础上（两人曾有书信来往，对佛罗伦萨手抄本均持严格说[29]），得到其儿子弗朗西斯科·托雷利（Franceso Torelli，拉丁文Franciscus Taurellius）的协助，对整个手抄本的内容进行了三次通校。

笔者尝试从知识论和方法论角度，对欧洲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法学兴起的关系、人文主义法学发展的历史线索以及人文主义法学的理论与方法特征予以考察，以期为我国法学者们构建中国自身的法学体系提供可以借鉴的理论和文献资源。但他本人未完成这个研究计划的写作。

大约在意大利人文主义盛期过后将近一个世纪，人文主义法学才姗姗来迟，加人到人文主义思潮之中。[67]其著述涉猎领域广泛[除了勘校、出版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学说汇纂》之外，他还复原了罗马古典时期的法学家们的原作以及《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的片段，整理《巴西尔法典》，撰写《《封建法书》》（The Consuetudines Feudorum）和《教令集》（The Decretals）的评注等]，尤其是对罗马法文本的人文主义分析（其于1556~1585年间编辑出版《审校与勘正集》28卷[Libriobservationum et emendationum，一译校对修正评注全书，其中第25~28卷殁后由其学生弗朗索瓦·皮图（Francois Pithou， 1543~1621）于1595年整理出版]构成了其身后两个世纪的权威文本，稍后一代的著名法国法学家几乎全部都是他的弟子[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安德烈·加亚尔（Andre Gaillart），其在16世纪中叶成为人文主义法学派理论之集大成者]，居亚斯所开创的添加研究（ Interpolationenforschung）一直影响至20世纪初。

其原因可能在于：此间的学者们以简明的逻辑方法最佳安排学科（the best arrangement of a discipline）、建构学科体系成为风尚，[179]他们不满足于简单地汇编法律文献，而追求对既有的法律素材进行系统的理性的加工处理。另参见前注[12]， Peter Raisch书，第53页。真正的解释者，只是那些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理解法源的人，他们不再会讲授注释和评注，把它们当作真实、有用的东西。[69]圣巴托罗缪惨案是1572年8月23日从法国巴黎开始屠杀新教胡格诺派的事件，8月24日圣巴托罗缪（又译为圣巴多罗买，系耶稣十二门徒之一）节，暴徒在巴黎全市搜杀胡格诺派，仅此一地死者即达3000人（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7），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页。

[40][比]希尔德·德·里德一西蒙斯主编：《欧洲大学史》[第2卷近代早期的欧洲大学（1500~1800）]，贺国庆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正因为如此，也有学者将洛伦佐·瓦拉称作意大利人文主义之父（Der Vater des italienischen Humanismus）（参见Guido Kisch， Humanismus und Junsprudenz: Der Kampf zwischen mos italicus und mos gallicus an der Universitat Basel， HelbingLichtenhahn， Basel， 1955，S.17）。

[151]而长期在维腾堡大学任教的约翰·阿佩尔、康拉德·拉古斯（Konrad Lagus，约1500~1546）、尼克劳斯·赫姆明（Nicolaus Hemming， 1513~1600）和梅尔希奥·克林（Melchior Kling， 1504~1571）等人则更多地受菲利普·梅兰希顿方法论的影响，维腾堡大学的告示（1603年）甚至禁止本校教授公开宣讲拉米斯学说（Ramisterey），否则将接受应有的惩罚。参见前注[18]，R. C. van Caenegem书，第56页。

[162]Sebastian Derrer， Iurisprudentiae liber primus:instar disciplinae institutus et axiomatibus magna ex parte conscriptus， Lugduni， 1540.引自前注[66]，[葡]叶士朋书，第136页。从时间上看，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开端期（萌芽阶段，14世纪）、早期（15世纪上半期）、盛期（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末叶）和晚期（17世纪上半期）。